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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专访:父亲教我正直诚信 母亲教我善良

发布时间:2017-11-25 23:35:49 浏览次数:54



不久前,柳传志一篇《读任正非的“我的父亲母亲”有感》触动了许戈辉,她带着这份感动采访了柳传志,谈论的话题就是父亲和母亲。小编当时也在场,听到那些真情实感,心中充满感动。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凤凰卫视的这期独家呈现。

对话实录

从《归来》上看到父母的影子

许戈辉(下称许):为什么您看电影《归来》会那么有感,您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父母的影子也是这样吗?

柳传志(下称柳):尤其到火站,一看见火车就特别那什么。到1970年以后,就等于我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面,我大妹妹在,父母有的时候从干校回来,我们去接他,然后再去干校,或者又有新的发配方式等等,我们去接他的时候,就是听到火车的那个声音,心里非常的激动,因为真的见了一回,下回会什么样不太清楚。

父亲教会我不断追求

许:回想起来,您觉得在您自己的性格里面,哪些是父亲给您的,哪些是母亲给您的?

柳:父亲给我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断的追求,就是想做事儿!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事写了一篇文章,说他是给块云彩就要下雨的人。

1970年底我有一次出差到河南,去看过他们一次,去的时候正赶上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写得全是“柳谷书不投降,就叫他灭亡”什么的,但是还挺好,把我父亲从“牛棚”里放出来,还能够允许亲人在一起谈话什么的,后来知道我父亲皮肉没受什么苦,就是批判而已,批判我父亲“老油条”了,也不在乎。

许:但这我就想多问两句,您说批判你父亲,只要不受皮肉之苦,他没有那么在乎,但这里面他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?有的人面对批判他就是精神崩溃了,他就有可能自杀啊或怎么样的,您父亲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度过来?

柳: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我是在1966年底,其实就和有些同学一样,就算是对文化大革命看透了,因为我看到林彪,当时写大字报林彪怎么骂其他老帅的时候,江青说的话等于对以前自己的同事所做的事情全面否定,这时候你会想什么?当这个脑子里容易有想法的人就会有想法,这时候有同学在一起,不点穿就还好,就憋在心里不知道对不对,一点穿,得,一下子就都看透了。以后看这个事情,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的,应该说聪明的人吧,我跟他没有敢直接地两个人把话谈透过,但是我感觉他可能心里头对这个事儿……

许:已经看透了,已经看开了。

柳:所以说,只要是不,你比如说逼着他去伤害其他人,他肯定是坚决不会干。

许:对,他一定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吧,互相的揭发、检举?

柳:他肯定是绝不会做。

父亲教我正直、求实、诚信,母亲教我善良

柳:妈妈那儿呢,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善良,我妈妈和我爸爸都非常善良,就是对那个比自己弱的,对那个应该能够帮助的人,特别施以援手。

许:那您说母亲就是她生性善良,但是她是一个大小姐,在艰苦的岁月里,她怎么能够适应呢?您说曾经在饥饿的年代,妈妈把饭分成一份一份,自己分最小的一份,你看过她抱怨吗?看过她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日子有点儿挨不过去,有这样的情形吗?

柳:没有没有。在很艰苦、艰难的岁月里头,从没有听见过一句抱怨。

许:那您从您父母身上,看到的都是什么呀?

柳:他们真的是相濡以沫。

柳: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以后,为了给公司员工买宿舍,因为我们到那儿去了,要调一些工程师过来,当时因为钱少,所以呢,买一间房子就是也学着香港人那样儿,到处看,这儿便宜,那儿便宜,差多少钱。后来我父亲跟我说,你买的是员工宿舍,你更多的要重视的是,让他们住在一起,离你们更近,更便于工作,所以差的那点儿钱是不重要的,你要把大小账算清楚。

我父亲呢,他其实很精明。我们这个公司有我父亲的他们那上面的公司的投资股份,那个不是跟我谈的,是跟我们所长谈的,所以公司这个会计,是(父亲)他们那儿派来的人,但是他看见我跟香港人之间,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。因为一般的这种猫腻呀,全都是比如说,我拿国内的公司的,就是跟他这个利益的交换呢,你必须得跟香港人底下有这种来往。比如到什么场所去,或者怎么怎么样,那是能感觉得出来的。我跟他们拉下脸就说话,从来没有一点那个什么,所以他知道我经济上肯定是清清白白的,这个让他们比较放心。

为什么在创业早期想到争取利益?

许:那您给我讲的这个例子,倒让我有这么一个问号,就是到底什么是小钱,什么是大钱,什么是该去争取的利益,什么是根本就不能去沾去碰的。因为在您最早做联想的时候,我知道您一直为了这个改制,和中科院也在进行谈判,当时您也是坚持说,如果不能让员工、创始人占股的话,那您就不干了。就在那个年代,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那再一个我们受的教育那都是集体主义,要大公无私的,怎么会在那么早的阶段,您就想到了要去争取这个利益呢?

柳:是,你像我出来办公司,很快明白,大概就是为了想,特别兴奋就想知道我到底能干成什么事,所以我要的都是管理权。但这个工作在1990年,90年代初以前吧,其实是难度非常大,还要冒所谓“政策风险”。今天看来,所谓“政策风险”,就是画红线的地,是根本不该有红线的,有红线中国根本就发展不了。但它当时画了红线,那就很难处理是吧?像这种事,还有贷款,当时科学院是事业单位,说我给科学院贷款,银行不认的。所以,都是我用各种方法,先是比如关系,比如我弟弟在银行,我父亲在香港的这个银行的关系等等,人家先贷给我很少的款,以后就是信誉贷款,就是我越做越好,从来诚信。

但是,你真的要是做坏了呢?那你怎么去交代啊。这个压力都非常大。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年轻同事后来来了以后,有几句新思想刺激了我。他们说比如你能不能,咱们另外办个公司,办好了以后你过去,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干。

许:你要做,就做得明正言顺。

柳:因为这样的事你要做了的话,你就真的对不起周光召院长,号召你出来办公司的人。但是呢,确确实实那么大的风险,科学院确实没法给你更具体的帮助。你做完了以后,那个就全部都是公家的。和我一起并肩共同努力的香港人,他们就能分红,从利润中都有很大的一份,这一份可不是小份,不是工资。这一比较是看得很清楚。而真的最有出事的风险,确实全是我在那担着。真好比我是船长,他是一个离救生艇最近的二副,一有事他们就真的算得还挺清楚。人家也挺对,那么你捍卫的是什么?我捍卫的是国家利益,为科学院如何如何。那这里头,我为什么不该有我们一份呢?所以觉得这话可以跟领导谈。

周院长真的是因为他也到美国去过,他这个思想真的是非常的开放。他对我们说,这种高科技的创业公司,从国际惯例来讲,创业者科技人员,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股份的。这个我们努力去争取。后来了解了,他办不到。办不到的话,他就说“我先给你奖金吧,给你分红权嘛”,每年的利润分给我等等,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。如果真的换一个人当院长,不给的可能性真的是有的。那么,我可能回来就会思考,思考完了以后就会决定,我相信这个决定一点不会犹豫。就是那为什么你跟我这完全不讲道理对吧。

许:对。等于利益也没共享,风险也没共担。

柳:而且我离开这,我又不犯法,对吧。

许:但是这些事我们都是回过头来看的。在当年的时候,你不觉得有一些压力和一些难度吗?

柳:我自打1966年以后,就是1966年我记得大概是10月份,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事情,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后,整个人那个时候有了重大变化。当你看透了整个事情以后,我就心里明白,你比如说我当时真的是,出于对周院长对领导人本身对他们的本身的一种感激和回报。我未必是真的是说对整个的什么什么,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。

要做事就要惹事

六七十岁的年纪,父亲柳谷书,在香港打拼,母亲蒋秀珍则时刻陪伴身旁。在柳传志的记忆里,母亲总是让父亲和他“悠着点儿”,要他们处理好人际关系,生怕有哪一点不周到,影响最后的成功。(小编注)

柳:她其实以前很不放心我父亲和我,因为我们俩都是惹事的人。因为你要做事,就要惹事。我父亲确实这一生下来惹的事也是不少。

许:是,我听说您小时候,其实母亲特别希望您能够敢于在人前说话。但等您大了,她倒希望您少说一点是吧?

柳:不是,长大以后呢,她就是希望我,比如她说,你当个中学老师,当个教书的老师。

许:就是别做风口浪尖的事。

柳:她不愿意我做这个……她也是可能对我父亲这一生的起起伏伏看得太那个什么了。就是我说的这种,不要做改革的牺牲品什么的。后来呢,对我的人品,其实他们还是有所了解的。我听母亲跟我说,在香港的时候,我父亲跟她说,说我不会犯那个经济上的错误。我觉得他(父亲)呢,事虽然看得透,但是没像我这样,还对个人利益看得更重些。他还真的觉得为国家能多做些这方面的事,反正他就去了。

许:那您有没有特别的开导他的话,您的话对他来讲管用吗?

柳:管一定的用,像这种事那我绝不开导。

许:为什么不呢?

柳:这两个看法,就是他,那些东西都深入他的骨子里边了。你比如说吧,给我一些政治上的荣誉,我拿了以后我当时心里最高兴的就是,我回去主要就是告诉他。我是以这个为(骄傲),真的没有他那个高兴的话,我没有什么特别……

许:您就不那么在意。

柳:没,我没有特别大的(在意)。

许:您这个特别典型。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,有可能会觉得我拿回去一个三好生的奖状,是为了赢得爸爸妈妈的笑脸。直到您很大了,当选一个比如说劳模啊五一劳动奖章啊,仍然是为了博得父母的一笑。

柳:是,对,主要是为了这个。

父亲病重时曾给母亲深深一吻

许: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,就是因为您也曾写过一篇文章,说您读任正非任总写他父母那个怀念文章的感受。恐怕像任总,我觉得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在父母晚年,没能享到他这个做儿子的福,没有能够尽到咱们中国人最在意的这个孝道。

柳:而且我了解反正可能,他的父母还为他挺担心,他母亲。

许:所以,您觉得在父母走的时候,他们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,有什么遗憾吗?

柳:我父亲去世的时候,我母亲这跟我父亲那一幕,还真是非常动人的。这个我得稍微静静才能说得出来这话。我父亲到那个,不是最后,就是我们当天去看他离开他那时候,他还吻了我母亲。

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呢,其实我们都做得挺不好。我母亲病得不那么厉害,很清楚的时候,再三说,不要让她太受痛苦,就是希望她走的时候更有尊严一点。就是千万不要(折腾她)。

但是呢,当时医院再三说割了喉以后还能救的时候,我们还是同意割喉了。割喉了以后其实是很难,就每次又到病危的时候,又加一些药物什么的。其实那等于是在受刑,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,思路脑子……将近一年的时间。我每每想起这个都觉得,心里挺对不起她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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